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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杨绛

编辑:张嘉嘉 作者:佚名 出处:兰州学生网 添加:2016-5-27 字体:[ ] 纠错 评论

26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先生与教育有不解之缘,很多人都知道先生作家的身份,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曾当过中学的校长。她曾是苏州振华女校的学生,后来又回到振华当校长。

先生关于“好的教育”的界定,令人敬佩:“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

今天,跟小编一起,在柳袁照校长的文字里,追忆我们的老校长杨绛先生。

文/柳袁照

近十年之中,我几次北上,前去拜访我们的老校友杨绛先生。每次去看望她,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她读书时的“振华”。振华女校,刚开始只有小学,后来又办中学,再办师范。杨绛在那儿学习了六年(1922~1928)。她对那里有着太多的记忆,早年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事业》,几乎就是以在振华读书的经历为素材写的。

她就像一个慈祥的祖母或外婆一样,慢慢地与我们说往事

我第一次见到杨绛先生是在2005年12月。那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与北京振华校友会的几位老校友一起去看望她。这些老人都是在各行各业很有建树的人了,可是在杨绛先生面前,她们表现得依然像是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敲门,小心翼翼地说话。杨绛先生那年94岁,身体硬朗,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气质与风度,开门、让座、端茶,温文尔雅,吴侬软语。

杨绛先生家的书房里有几张沙发、一张写字台、几个书橱。这里曾是钱钟书先生的书房,钱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就在这里读书、写作,也在此接待亲朋好友。那天,她执意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坐在两张沙发中间临时放置的一张木凳上。她就像一个慈祥的祖母或外婆一样,慢慢地与我们说往事,说她的王校长季玉先生,说她念念不忘的振华。

杨绛先生说:“振华有一股味儿,那股味儿影响了我一生。”她回忆说——

我在振华时,学校还不在今天的织造署旧址,而是在严衙前那个老振华校舍,一个大的、私人的宅子。外面是门房,进来是轿厅、大厅,后头几间是住房。楼上和楼下用木板与洋铁皮搭成很简陋的六间教室。现在,我闭着眼睛也能想得出来,哪儿是校长办公室,哪儿是教员办公室。后面楼下的大厅就是大课堂,早上的朝会都在那里举办。教室四面漏气儿,很“蹩脚”。英文是请外国先生来教的,其中有一个老师长得很美,在隔壁教室上课,我们经常凑到板壁上的窟窿眼去偷看。化学实验室就在我们隔壁。有一次,学生做硫化氢实验,气味很浓,我们怀疑是谁“泄了气”,还冤枉了一胖一瘦两个姐妹。结果下课后,大家才知道,那是化学实验室里蹿出来的臭味儿。

校长季玉先生特别认真,又特别随和。我与她在一起很多年。每天早上第一课(朝会)就是训话。她总说:“伲(苏州话,即‘我们’)振华,实事求是。”她说话有点儿卷舌头,我们学不像,就问她:“你干吗要卷舌头呀?”她说,小时候父母在外做官(王季玉先生的父亲王颂蔚,曾在清廷军机处做章京,是蔡元培的座师),保姆是外省人,所以带得她们说话也有点儿卷舌头。大事小事,她都要讲“实事求是”。

她告诉我们,从家里带来了菜,不要一个人单吃、不给别人吃,大家要过好集体生活。那时教师都与学生在一桌吃饭,季玉校长也与我们一起吃。所以,我们的伙食一直都很好(其他学校都是校长单独先吃,然后教师们吃,最后才是学生吃)。我们夹菜都用公筷,大家先把菜夹在自己的碟子里,然后才吃。吃完饭,要把筷子搁在碗上,坐着,等大家都吃完了才一起离开。这是规矩。

“校长与我们学生的感情是顶顶好的,大家都很爱她”

2006年是苏州十中百年诞辰,我们请杨绛先生为学校题词。她挥毫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然后又写了一行小字“季玉先生训话”,落款写着“杨绛敬录”。她小心翼翼地端详着题词,一再说“写得不好”。已经95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仍然写出如此笔力遒劲的字,这让我们很是欣喜。回来后,我们精选了金山石,把题词镌刻其上,恭立于学校西花园中。这是杨绛先生对母校的纪念,其间凝聚着她对季玉先生的深厚情感。她说——

季玉先生上课时特别凶,可是等到晚上,就完全与学生打成一片了。校舍是老房子,有一条很长的弄堂。晚上,弄堂里只有一盏灯,点在大课堂的门口。季玉先生站在灯下,我们学生也都站在灯下,我们说的话她都听。有一次,我对季玉先生说:“您叫我一声阿姨吧,因为今天太先生(即振华的创始人、王季玉校长的母亲王谢长达女士)和我说话时,称我为‘季康妹’(杨绛先生原名杨季康)。”

季玉先生与我们亲密无间,没大没小。有时,我们有点儿什么不情愿的,就当面跟她嘀咕,彼此没有隔阂。我们可以跟她吵,跟她犟,跟她“胡来”,什么都可以。可见,我们的感情是顶顶好的,大家都很爱她。那时候,我们振华的老师都是东吴大学的老师(兼职),水平特别高,许多老师都是名人,振华的学生成绩也都特别好。我们用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课堂上也都说英文。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学生很自治,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

这次拜访杨绛先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后来学校改造时,我们把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经过物化后,都安置在校园中。比如,学校建造了“季康亭”,亭子后面连着一条蜿蜒的长廊,长廊与西花厅相连,亭廊里有许多石刻,镌刻着杨绛先生读书时许多老师的画像与生平简介,王骞、叶楚伧、颜文梁都在其中。小小的振华学校,竟然能够延请到这些大师,可想杨绛先生在此受到的是何样的教育。在杨绛先生的回忆中——

当年振华有许多“会”(类似今天的学生社团),比如,“英文会”两周活动一次,活动时不许说中文,只许说英文。还有“演讲会”,所有学生都得上台演讲。我刚到振华那年才十一二岁,听说要登台演讲,可真吓死我了。于是我就到图书馆找了一篇东西背下来。“演讲会”在大礼堂举办,我站到台上,看见下面全是人,感觉好紧张啊,结果背到一半就背不出来了,吓得直哭,没办法,就想走下台,可是迷迷糊糊,竟然直接从台中央跳了下去,逃了。

评判的时候,老师说我上半截讲得还可以,竟然给了我鼓励。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过后来经过锻炼,我当上了学校“演讲会”的会长和“英文会”的会长。振华的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报考金陵大学,我也去考了,还考了第一名。金陵大学校长吴贻芳到我们学校来,季玉先生叫我坐在她旁边,动员我上金陵大学,可是我放弃了,报考了东吴大学,最终又去了清华大学。

振华的课程比其他学校的都要多,都要丰富,对学生的要求也高。我们考试时分数也总是比其他学校的学生高。我们每周六都要“会考”,中学部和小学部的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什么课程都考。考常识时,我常常能拿第一名,可要是考时事,我就不行了。考试时,学生答不出来,也得坐在那儿,到时间才能离开考场。

振华的办学条件一般,但学生的生活与其他学校完全不同。我们的生活很艰苦,但学生很自治,样样都靠自己。其他学校教室的地板大都是广漆的,拖地的有“娘姨”;而我们学校没有,早上起来,学生的头一件事就是做值日。地板都是烂的,有的烂成了窟窿,头发都被缠在扫把上,很难扫。桌子也是自己擦,衣裳也是自己洗。我们都是用井水,由学生自己打水。每一间舍房都有房长,大家轮值,自己的事情自己管。

当时经常打仗,有一次得到消息后,我们出去躲避,每人穿了件大棉袄,带个小包,里面装着一块洗脸布和一支牙刷。大家排着队,黑地里跑到景海女子中学。那里的学生每人让出半个床,与我们合睡。大家穿着衣服,脱了鞋,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没吃早饭,也没洗脸漱口,就又排着队,回到自己学校。当时正值大考,大家照旧考试,一点儿也不松懈。

振华十分重视学生的户外活动,季玉先生常赶我们出去。可是振华的校舍很小,活动场地不大,只有一个操场,也就一个篮球场那样大,紧贴着墙根,地上铺的全是泥沙。于是,学校每周组织我们去南园。南园在城南,当时是一片田园,我们去那里散步、跑步,偶尔还去菱塘里采菱。

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东吴大学参加大学生的活动,活动各式各样,有的幽默、风趣,有时也会“捉弄人”。有一次,台上有人大叫,让大家掏钱、扔钱,说谁掏得多、扔得多,就会生个大胖儿子。季玉先生耳背,听不清楚,也没弄明白,就学别人的样子,也在那儿掏钱、扔钱,大家忍不住开怀大笑。我是一个淘气、爱玩的人,可成绩还不错,季玉先生就让我跳一级,但要求课程不能少,初三与高一的课都要听,因此在同一年里,我学了两个年级的数学,而且居然都跟上了。这下,我再也没工夫淘气了。

“我跟费孝通吵架了”

杨绛先生与费孝通先生是振华的同班同学,费孝通是当时班里唯一的男生,说起当年的事情,杨绛先生告诉我们——

有人说我们是同桌,其实不是。他是好学生,我是“坏”学生。上体操课时,我们要排队,我长得矮小,排在最后边,他就再排在我后面。体操课要学跳交际舞、民间舞,两个人一组,手钩着手。我发育得晚,啥也不懂,费孝通懂事早,不跟我跳,只站在我旁边。

我们跳不起来,我就生气,跟他吵架。我说,你比我高,你应该排到前面去。他说,前面是女生,我不能去。我说,我们都是女生,你为什么来这儿上学?我在沙坑里画他的样子,画一个丑化的脸,张着嘴巴,哇哇叫。后来费孝通的夫人只要见了我,就会提起这件事。她对费孝通说,你的女同学可真凶啊!

在讲述这件往事时,杨绛先生一脸的笑容,耄耋老人,童心依旧。

“那个校长是季玉先生‘逼’我当的”

杨绛是振华的学生,后来又回到振华当校长。那是1937年,苏州沦陷,振华被迫搬迁到上海法租界。提到这件事,杨绛先生问我们这算不算她做过校长?问得很是真诚。我们说,这是历史,当然算,不仅算,还应大书一笔。杨绛先生说——

那个校长是季玉先生“逼”我当的。她哭着对我说:“我把自己都‘嫁’给了振华,可是日本人来了,不能再在苏州办学了,只能去上海,你不帮我谁帮我呢?”我被感动得心软了,就对季玉先生说:“我帮你!”她很高兴,马上请孟宪承先生(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到教育局去立案。

我那年26岁,样子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当校长要老成一点才好,于是我拼命装老,把头发卷起来,像个传道婆婆,可怎么装也装不像,很可怜的。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但什么事情都必须做,包括去找校舍。我与季玉先生天天出去跑,六个班级,至少需要六间房,我们看中了的大房子还租不起。我记得当时季玉先生交给我一个存折,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美金,她让我带着,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办学经费啊!可那时物价飞涨,这3000块钱就像泡了汤一样,不值钱。

那段时间季玉先生吃的是什么?她用糠虾蘸蘸酱油下饭;牛奶馊了,她也舍不得倒掉,说那不等于酸奶吗?于是就吃“酸奶”。季玉先生有一句话:“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先人之忧,后人之乐。”这是她自己的写照啊!我曾经给她买了一件羊毛衫,她死也不肯收。我说:“学生孝敬您,您为什么不能收?”她回答:“我从来不收人家的礼物。”我给她织了一双袜子,她是大的小脚,我是按照她的尺寸织的,她却说:“我不穿的。”于是,我对季玉先生发脾气,当着她的面把袜子都拆掉了。

季玉先生在这方面是非常伟大的,对我的影响很大。她还交给我一枚振华的校印。除了管学校,我还教高三的英文,爸爸说我这是“狗耕田”。

“请把我对母校的想念带回去”

回忆起这些,杨绛先生饱含深情。那天,杨绛先生知道我们要去,一大早便坐在桌前,默忆当年的校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抄录在纸上。我们坐下后,她唱给我们听:“三吴女校多复多,学术相观摩。吾校继起,德智体三育是务。况古今中外,学业日新月异。愿及时奋勉精进,壮志莫蹉跎!”开始她只是小声地哼,慢慢地便唱出了声。杨绛先生说自己耳朵背了,那些音也就掌握不准了。她还记得当年自己唱校歌时穿的是深棕色的校服、黑鞋子、白袜子。

80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家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晰。苏州十中西北角有个小丘,树木葱郁,最高处有一小亭,说到它时,杨绛先生兴致很浓。当时,她在老宅子里读书,毕业前,学校搬迁到清朝织造署遗址。她也参加了搬迁劳动,这个小亭子是她和同学们一起搬砖头建起来的,是他们那一届学生留给母校的毕业纪念物。在我们的拜访即将结束时,杨绛先生深情地说:“请把我对母校的想念带回去!”

距离2005年的那次拜访已经九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杨绛先生一再说的“振华的那股味儿”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她那天与我们叙述的那桩桩往事中所蕴含的种种意味吧?!“那股味儿”代代相传,绵延百年,将永远氤氲在美丽的校园中。(2014年7月7日)

(责任编辑:张嘉嘉 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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