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了兰大，意味着选择了边缘化；被迫选择了兰大，意味着被边缘化了——但尽管有此区别，二者在此时有一共同的所指，即都意味着一个怀才不遇者的诞生，或一个得过且过者的形成。
无论如何，兰大与兰大人是与边缘化或被边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地理上的。尽管兰州以西尚有半个中国，但有史以来，这里历来是中国的边地，这里没有中原地区的文物声教之盛，野蛮与蒙昧是它的代名词，以至于到了今天，大西北仍然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其次，这也是心理上的。由于远离所谓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兰大人对于所谓的“主流”难免有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内心积淀，使他们虽然也会对“主流”做出某种回应，但此种回应却无法混同于主流，在主流的喧嚣下它竭力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兰大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兰大地位的尴尬，在今日中国的教育格局下，越是位于经济发达之中心城市的高等学府，越容易得到政府的重视，财团的资助，教授的捧场，学子的青睐，在这样的情形下，兰大的边缘地位是无法摆脱的。即就如此，国家教委的官员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兰大的扶持，尽管这种扶持并不是坚强有力。他们是从国家利益格局的需要出发对待这一问题的，他们没有完全忽视广袤的西部地区的存在。作为国家公立教育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兰大充当的只能是一个配角，这是兰大及兰大人的悲哀。
因此，兰大人是低格调的，他们很少高自标榜，他们狂不起来。尽管《SCI》的排名证明兰大在学术研究上颇具实力，但当国内的大学争先恐后地实施名牌战略，纷纷把“国际一流大学”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兰大却把“做西部文章，创国内一流”作为自己的最高标的。与北大的精英角色，复旦的贵族气派相比，兰大具有十足鲜明的平民色彩，这也许与出身有关（兰大人多为农家子弟），但正如一份由兰大所创办的名牌刊物《读者》一样，虽然相当的大众化，但决不媚俗。兰大人是贴近生活的一群，这样的平凡一族中少有高蹈远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根植于内心深处，他们籍一点一滴的成就昭示其光彩。
在兰大校园里，缺乏一种集体的所谓“自觉意识”，这里是荧光灯聚焦后所忽略的地带，是新闻记者为拼凑稿件偶尔提及的场所。兰大人因此缺乏外部的激励，竟没有提出一套自己的口号来进行某种自我激励。这样的兰大人是幸运的，北大有一种自由意识，相形之下，兰大反而具有了一种事实上的自由，这种事实上的自由保全了兰大人的个性，又不致使他们过于偏执。
在兰大呆过两年，四年或更多时日的兰大人，不会忘记黄土高原的沉默无语和大西北的漫天风沙。无论今天他们取得何等成就，无论他们现在栖身于哪一座都市的哪一栋楼宇，这样的一段生活经历始终不会被忘记，它已然在兰大人内心深处刻下无法磨灭的印痕，它塑造了兰大人的性格，影响到他们的命运。
边缘是对中心的补充与修正，然而，边缘的顽强存在，却是对中心的有力挑战。最近几年，兰大人除了在传统的自然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之外，社会文化领域里亦渐多了兰大人的身影，如文学批评界的雷达，外语教育界的李阳，新闻界的水均益，策划界的王志刚，经济学界的李晓西，历史学界的秦晖，……外界多将其目之为“黑马”，以为以他们而能有今天的成就，其中有不可思议者。其实，对于拥有兰大经历的他们来说，这真可以说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今后，从兰大人中会不断地发出更大的声响，对此，兰大人无需惊喜，非兰大人更不必惊奇。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完稿于广州
二零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略改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