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鼻血和没有米饭吃是我对大一最深的记忆。

　　兰州的气候真干燥，干燥得超出我在南方的想象。前两个月，常常半夜中，突然惊醒，觉得鼻孔一热，用手一摸，鼻血流出来了，随便找点卫生纸一塞，又睡着了。第二天起来，看到灿若桃花的床单，我上铺的老武，这位甘肃长大的土著，笑嘻嘻地说：你是不是花木兰呀？女扮男装住在这里，不然哪能流这么多的血呀？我一听，倍郁闷，对他说，就是花木兰一月也就一次，这鸟地方我每周都有一两次流鼻血。你别笑，让你去南方，尝尝梅雨季节的滋味。——这小子后来真的去了南方。

　　大一时我们的米饭是有定量的。每月35斤粮食有3斤半粗粮，只有2斤大米，其他都是面食。在我们南方。面食是零食，不吃米饭就算没吃饭。啃馒头对我而言，就像啃棉絮一样无味。两斤大米几吨就吃完了，只好死皮赖脸地求西北、华北的同学给调济点。可时间一长，大概是大二的某一天，突然味蕾发生变异，觉得面食那么好吃。后来一直喜面食轻米饭，干脆找了个山西媳妇。山西面食独步天下。

　　气候、饮食是会影响性格的。在南方，我颇有点见月伤心、见花落泪的酸文人气质，西北风一吹四年，性格粗砺得一如戈壁上的石头。

　　开学不久便是中秋，学校没人管我们，只好自己张罗联欢会。我们在新文科楼的七楼一间教室里，和大专班的同学一起搞联欢。两个班坐到一起，我们班的男生太伤心。大专班的女生比我们班女生漂亮多了。女生姿色和学历成反比的定律再次得到证明。我现在能记起来那晚的大伙表演的节目，有我和山西运城一个哥们表演的小品《摩登乞丐》，剧本是我写的，表演空前成功。——这位山西老兄人很聪明，很有经商头脑，大学几年靠在校园补鞋赚钱，就是不愿意读书，大学毕业论文还找别人捉刀，可后来，他为了进北京。念完硕士再念博士。用他的来说：念博士，难道就要做学问吗？还有一个节目是我们一般南方同学一起背诵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联欢晚会开完后，我们意犹未尽，同宿舍的四哥们一商量，往北走，去黄河边。

　　晚上10点，已是灯火灰暗，街道行人稀少。只是天上的月亮，又大又亮，照彻全城。我们经过雁滩公园，不一会到了黄河边。那时的黄河滩，还是一派田园风光，土墙柴门，鸡鸣犬吠。兰州城市格局和别的城市很不一样，别的城市大多是城区四周是郊区，兰州是两山夹一河。黄河两岸是城区，但紧靠黄河一带，却是农家。这种都市、乡村风光杂揉的城市我还很少见到。

　　中秋兰州的果子已经熟了，两岸果园遍种苹果与梨，果子的清香和黄河浪卷起的泥沙腥味，掺杂在一起，使人闻了，有种莫名的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亲近黄河，我们四位兄弟站在岸边的石头堆上，大声的唱歌。我们觉得，四年的大学刚刚开始，好漫长呀。根本没有“逝者如斯夫”的伤感。月明星稀，树影摇曳，年轻的心，如黄河的波涛一样激荡。

　　那个中秋夜，才使我真正觉得，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89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学生的分水岭的另一标志是：从我们开始大学要收学杂费了。大概是上方觉得让你们吃免费午餐你们还闹事，干脆不免费得了。当时我们交的钱还是象征性的，每年学费120元，公寓管理费60元。就这180元还让我们愤愤不平：88级不要收学费，凭什么我们要收？现在看看那些每年收五到八千元学费的大学，庆幸自己早生了几年。

　　全班32人来自全国18个省市，60%多的同学来自农村。当时的兰大虽然江河日下，但首先她的学生质量还是保证的，我们班基本上是第一志愿填报的兰大，考分很高。我认为学生的考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分布，任何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她的学生来源分布面越广越好，如果本地的学生比例越来越大，绝对不是件好事，全国性大学将会逐渐本土化。——而在大西北，兰大的本土化是致命的。我们班当时的甘肃籍学生只有6位，现在据说兰大一个班有一半是甘肃人。当时教我们的老师只有两三位是陇籍人士，现在在一线上课的老师陇籍人士已经超过一半。

　　去年李发伸校长来北京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国际大学校长论坛”，我恰好也在这个会上，去看望了李校长。和他谈到兰大受地域的影响。我们进校时校长是胡之德，一位四川人，瘦瘦小小的，党委书记姓刘，热衷于练气功。

　　现在兰大在东南省份招生几乎成了别的重点大学的收容队，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便“屈尊”上兰大。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兰大本身衰落之外，十几年所谓的高等教育改革对兰大的冲击越来越大。高校收费越来越多，贫寒子弟上大学的越来越少，学生中独生子女比例越来越大，东南省份和各大城市的孩子报考大学时也就更愿意离家更近。

　　这些年来每一次高教改革，兰大非但没有占便宜，反而总是吃亏。50年代，教育部才8所直属重点大学时，兰大便名列其中，我上大学时，国家教委只有32所直属重点，后来各部委纷纷交出自己所管的学校，教育部搞了个“211”工程，直属重点差不多100所，地处西部一隅的兰大日见是：“奶奶不疼，姥姥不爱。”

　　教育公平不仅是针对义务教育，而是针对包括高等教育所有类型的教育；同样教育公平也不仅仅只是针对公民，也应该针对不同的地域。这些年的高教改革似乎距离“教育公平”越来越远。曾经我对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某班进行调查，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已经占到了70%！持续增长的学费把许多农家子弟拒于校门之外。所谓的国家助学贷款，银行也是嫌贫爱富，越是北京上海的学校的学生，银行越愿意放贷——因为这些地方的学校就业有优势，还贷风险小。

　　教育部搞直属院校与地方共建对兰大、川大、西安交大这样西部名校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共建没错，让地方政府给全国重点大学掏钱是件好事。可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上海交大、中山这样的学校占了地利人和，自然优势越来越明显。有一年中央财政给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各9亿元，要求地方政府1：1比例给予配套资金。上海市政府毫不费力气拿出9亿元给了上海交大，陕西省东凑西凑，也就给西安交大3亿元。而甘肃省政府，当然更穷。

　　对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中央政府应当有倾斜才对。美国、日本像阿肯色州、北海道这类地区的公立大学。得到国家财政拨款更多。——而我们正好相反，约是发达地区的学校，上面越愿意投入。

　　一拐弯，就跑题了，还是回到大一的生活。

　　大一的生活是枯燥而迷糊的。首先是老师的课，没什么好听的，原以为大学老师都是学富五车、见识过人的鸿儒。可大多数课味同嚼蜡。系里一些大家陆续孔雀东南飞了，而一些有才华的青年老师，却被停课，——大概是受那场风暴的池鱼之累吧。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是受我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文学概论》还是以群编的，这本教材已经快四十年了，算是我的父辈。而讲这门课的老师，估计那讲义也是多年不变，他每节课都是抬头望着教室的天花板，慢慢悠悠地讲，一节课下来，绝对不看学生一眼。原来一位爱讲波德莱尔、尼采的藏族青年教师，不让他带新生，我们重新回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光辉路线上来。由于是大一，还不敢逃课，只好每天接受老师的折磨。

　　课没有什么好听的，那么只好找社团打发时光。好像那时候“电影协会”最吸引人，因为进了这协会后，得近水楼台之利，可以看许多外国片子。

　　我刚入学在大礼堂看的第一部片子是《罗马假日》，那位有些东方神韵的赫本，大大的眼睛，俏皮的嘴角，眼波流动，顾盼生辉，一下子就征服了我这个乡下人，原来世上还有这样美丽可爱的人。大四快毕业时，我又在礼堂里看了一遍《罗马假日》，算是告别我的大学生活，告别我的梦中情人——据说现在的大学男生更喜欢野蛮女友。

　　文学在那个年代虽然不象80年代中期那样被人宠爱有加，但还没有完全破落，海子刚刚在山海关自杀，还有些人在写诗。

　　我在大一才读到海子的诗歌，好像是在一册油印刊物上读他的《祖国或以梦为马》。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名归天。”我当时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一样。

　　晚上我们宿舍的哥们躺在床上看《平凡的世界》，因为我们4位兄弟都来自农村，大学四年，没有哪一部小说能那样引起我们几人的集体共鸣。我上铺的老武，是在陇东农村的窑洞里长大，和孙少平的生活环境一样，所以他看着看着哭了。——哭他们相同的经历，还是因为庆幸自己比孙少平幸运？我就不得而知了。

　　大学里有一个“五泉”文学社，我们系也办了个文学刊物《菩提》。我有点腼腆地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找文学社的学长们，希望加入。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对吸收女生进文学社更感兴趣，于是我愤然和这个文学社拜拜了。

　　现在想来自己太敏感。以文学的名义骗女孩子是所有文学男青年的通病。

　　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进了“五泉”，这位女同学并不爱写作，当时也就是懵懵懂懂凑热闹而已。——后来她成了文学社某位骨干的女朋友。

　　大一，就是如此迷迷糊糊地过去了。

“地火”般性格的吴师 　　

　　我刚进兰大中文系时，就听说中文系就几位女先生的名望非常了得，其中吴小美先生是领军人 物，多少年来一直是中文系的擎柱教授，其在全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也享有盛名。但在我们上学 时，她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了，而且深居简出，对于系上组织的一些非学术性的活动，她很少参 加。因此大学的前三年多，我都无缘认识她，更谈不上亲聆教诲了。

　　大四做毕业论文时，系上开了一个指导老师的名单，上面有吴先生。但是大伙听说吴先生很严厉， 而且她指导的是研究生，本科生的论文她一般看不上眼，所以没人敢选择她做论文导师。

　　我当时想，念大学就这么一次，做论文一定要选最好的导师，不如此就对不起在兰大的四年。何况 吴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现代文学，尤其对鲁迅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我虽然特别喜欢古典文学，但总认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必须研究鲁迅，这位封建文化的“逆子贰臣”，对传统文化的剖析和了解，同时代的文学家无出其右。所以我成了班上唯一一个选做吴老师的论文的。

　　第一次和吴老师见面，请教论文的有关事宜。一个雍容大度、显得极有教养的老太太——这是我对吴师的第一印象。当时她只简单的交待了看什么参考书等类的事宜，也许她在想，本科生离学术研 究的距离还太远了吧。

　　这篇论文做的很苦。我在上大学时一直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象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早熟、具有几 千年集权历史的国度，为什么文化人对故土的留恋、对宗法、血缘的认同都强于其他国家的人。为 什么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笔下都有一种挽歌般的乡愁。而鲁迅就是最有 代表性的人物。我的论文题目叫《挣脱故土的枷锁──论鲁迅的乡恋》。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熏染下长大的文学家，鲁迅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家一样，有着深深的故土情结，然而 不同的是，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中国积弱积贫，自然经济的破产和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承袭的讲秩序、重人伦、推崇“父母在不远游”的静止的社会常态。鲁迅在情感上恋 乡，但在理智中对故乡进行文化的剖析，毫不留情地批判“故乡”这个符号所代表的落后、保守和愚昧。这种矛盾的心态，在他的作品里时有体现。

　　查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好像写诗一样，把全部的激情投入到做论文中去，论文初稿完了后，洋洋3万字，交给吴师后不到两天，她就让她的研究生找我，让我去她家谈这篇论文。

　　一进吴先生的家，她就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说文章里处处可见年轻人的才气和锐气。大概因为她 对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没抱什么希望，所以才有如此的溢美之词。

　　吴先生那天完全没有老师和长辈的架子，而像一个老朋友，和我谈这篇论文。从鲁迅那个时代文化 人故土梦的破灭，到鲁迅因为家境衰落，不得不去读“灵魂卖给鬼子”的新式学校，离乡时对故乡和乡人的一种怨恨，以及他在《社戏》、《故乡的雪》等文里流露的深深乡恋。还有鲁迅挣脱故 土所代表的旧文化时的决然和痛苦。吴先生特意提到鲁迅的童年经历和与朱安不幸婚姻对他性格的影响。她建议在论文中加上一节专门论述科举制废除后，对中国文化人人生道路的重大影响。并让 我再仔细读读鲁迅的古体诗和散文诗《野草》。因为诗歌是所有的文体中，最接近作者心灵的。那 天，吴先生和我还专门谈到浙江人的性格。浙江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好像如浙江的山水那样柔 弱，但浙江人这种表面的柔弱隐藏着极强的韧性和刚性，就如鲁迅所推崇的方孝儒那样的“台州式”的硬气，从越王的卧薪尝胆，到秋瑾“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到鲁迅的 硬骨头，以及郁达夫这样看起来风流倜傥的才子，但在国难当头，为抗**在印尼。这样的地域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从此，吴老师把我看成他的入门弟子，我也在毕业前不长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向她请教。在接触 中，我得知了吴师坎坷的人生经历。吴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殷实之家，在香港度过她的少女时 代。 她的父亲在民国初期，东渡日本，在帝国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抱着实业救国 的梦想投办工厂。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之前，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香 港。她的父亲有着和鲁迅类似的人生道路，父亲的道路对吴师不能不说没有影响。但在中学毕业报 考大学时，她和父亲有了很大的分歧。父亲坚决让她考医科大学，而她坚决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 系，要回大陆来上学。虽然新政权对她所处的家庭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 真正扬眉吐气的政权，她要回大陆来读书，而且要读中文，只有文学才能拯救国民的灵魂。她父亲 说，如果要读中文系，将不会给她任何经济上的供给。但她义无反顾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 学时代她是在长兄的资助下读完的。

　　吴先生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五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当时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国家会 走那么多的弯路，自己的人生将有那样多的磨难。大学毕业时，她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 召，来到百废待兴的兰大任教师。当时兰大还在南关的旧址，兰州还是一个条件相当艰苦的西北小 城。满城没有一条象样的柏油路，刚下火车，她就被接站的人接进马车，马车在颠簸不平、尘土飞 扬的街道行走。到了学校后，把她安排到一间空房子里，晚上学校寂静无人，躲在被窝里，只听见 风“呼呼”地刮着，以及不明来由的嚎叫声。这位在沪港两地的长大的小姐，兰州的第一夜在被窝里大哭。但她说，当时只想到如何更快地适应兰州，没有后悔的意思。

　　工作不久，她就遇上没完没了的运动，倔强的性格和那样的家庭出身，注定她会被卷入运动的洪 流。打成“右派”后，她被下放到定西乡村改造，住在农户家，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这对一个生长在富裕的殷实家庭的吴先生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变故。但吴先生还是一点点习惯了这样的生 活。在她的一本专著的自序里，她提到，自己现在还可以象农妇一样，衲一手好鞋底。读到此处，我不仅一阵心寒，一位对新社会抱有爱与希望、不惜与父亲决裂的女学者，竟然把最美好的时光消 磨在学针线女红中，这比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还要残酷。落实政策以后，吴先生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研究鲁迅中，鲁迅是“御批”的文化闯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 论，但吴先生突破了传统对鲁迅的视野，开凿了另外一条视线看鲁迅。

　　承蒙吴先生的大力推荐和细心的修改，我的毕业论文删改成一万多字，发表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上，本科生的论文能上国家一级学术刊物，这是我对大学时代最引以自豪的 事情。毕业前，吴老师把她的一本专著送给我，在扉页上写道：刚刚认识，又要分别。——送某某 小友。这使我想到藤野先生给鲁迅在照片上的题词。她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你是很有做学问的潜质的，如果读研究生会在这个领域里很快崭露头角的。但随后又安慰我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尤其是 学文科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没有多少用处。去社会做点实事，比呆在校园里好。她说她坚决要她的女儿学了化学而不是文学。我想她这番话除了安慰我外，还有些对自己的经历以及目前的 社会现实一种激愤的表达而已，实际上吴师她一直认为当前的中国，最缺乏的是人文关怀。

　　在大学时，我曾带我的女友，一位低一届的师妹一起去拜会吴先生，她对我的女友也十分关心，为了让我的女友能第二年考进北京读研，她在我赴京前，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她大学时的同学，北京某高校的学术权威，让他无论如何要收下我的女友做研究生。她笑着对我说，我这是爱乌 及乌，喜欢你，自然也喜欢你的女朋友。在我来北京后，她常托她的女儿去看我的女友。但就是在我女友大四的那一年，女友和我的感情出现裂痕，最终分手了，但直到我这位前女友考进北京读研 前，我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先生，我不想我和女友的分手影响她对那个女孩子的看法。

　　来到北京后，我换了好几个单位，离“学术”这类东西似乎越来越遥远，混得不好，套用鲁迅的一句诗，就是“谋生无奈日奔驰”。吴先生此间也来过北京几次开会，一次我是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 去看她，她对我的妻子大家赞赏，并说，学工科的女孩好，实在可靠。大概这回又是爱乌及乌吧。

　　另一次是老舍诞辰百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作为全国“老舍研究会”的会长，吴先生在京 的公务十分繁忙，我们几位师兄弟在她离京时为她饯行，我当时刚经历人生又一种较大的转折，心情不好。那次没出息的我竟然喝多了，吴师她如何去的机场我都记不得了，至今想起依然汗颜。我去兰州几次出差，去她家里几次，所谈的不再是鲁迅和中国文化人的性格，她那位有着激扬文字的 弟子被社会日渐打磨成一块越来越没有棱角的石头了。

　　琐事和不如意使自己变得很懒，给吴师写的信越来越少，但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这位外表雍 容平静而内心火热的老太太。一篇论文使我有缘成为她的弟子，也是我回想起大学生活时，多了点 温馨，少了点遗憾。我在步入社会后的几年中，面对种种的不如意，总会想起吴师和他们那一代知 识分子，比起所经历的近似炼狱般的痛苦，我们碰到一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吴师特别喜欢鲁迅的野草，我在做论文时，她一再提到《野草》是鲁迅这位性格沉静、目光犀利的 文化伟人的一次心灵裸露。她引用了《野草》中的《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 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她说，这就是鲁迅，矛盾的而又真实的鲁迅。

　　也许是人生的坎坷和研究鲁迅的原因，吴师的性格和鲁迅多多少少有点相近。外面有人说她严厉，有人甚至说她尖刻得不近人情，但和她交往渐深，发觉她真的是一个很和善的老太太，不过对看不惯的东西过于痛恨，甚至有时不流情面地进行谴责，这又有些像鲁迅。鲁迅生前有多少人骂他狭隘、刻薄、睚呲必报，但在萧红等学生的眼里，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老头。

　　吴师的性格就象《野草》中《地火》所描写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风度翩翩的柯杨 　　

　　我们进校时，柯杨正是中文系主任。初入大学，象我等这些来自偏僻农村中学的学生，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很新鲜。作为系主任，他一下子把这些新生震了。第一次认识他，是他 给我们做《如何完成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转变》，听说这是每年的中文系新生进校后必经的“洗 礼”。

　　柯杨走上讲台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穿一件花格西装、身材中等的先生。脸有点特别，下巴稍稍往前面翘，说话清晰洪亮，语速不急不缓。这正是我们相像中大学学者的形象。 他的演讲极有感染力，当时我们都庆幸自己能有这样一位系主任。后来听说他是兰大“四大名嘴”之一，难怪。

　　当时讲过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过的一个小故事，以此证明学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进校时，中文系已经从80年代初的贵妇人沦落为“风尘女”了，他用这个故事来给我们打气。他说在巴黎有一个盲人乞丐，乞讨一天一无所得，他向他碰见的一位诗人诉苦，诗人在一个纸板上大笔 一挥，让他明天拿着这个牌子乞讨。第二天乞丐手持牌子乞讨，果然满载而归。然后柯杨卖了关子，问：你们知道诗人在上面写了什么吗？我们自然摇头，柯先生告诉我们，诗人这样写的：“春 天来了，而我看不到绿色。”这个故事使我们有些自我满足，原来读中文也不赖，起码当乞丐比别 的乞丐能打动人家。但随着年岁增长，走上社会，我便对这个故事很不以为然。那是在崇尚文学艺 术的法兰西，在中国没人会理睬这样的叫花子。

　　柯的演说完了不久，一位同系的学兄问我，柯老是不是给你们讲“春天来了，而我看不到绿色”那 个故事吗？我十分惊愕，他如何晓得？他笑着说，老柯每年都会讲这个故事。

　　老柯研究民俗，听别人介绍他在民俗界还很有名气。但我没有看过他的专著，他主编的几本西北 《花儿集》倒是见过。他开的课很多人都选修，一则这是系主任的课吗，二则呢，学民俗出去采风 的机会不少，这不是变相旅游吗？

　　听过他的几场民俗方面的演讲。记得他举的几个例子。他说到民俗的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结合。传承 不变的是中国人沿袭多年的心理禁忌，变化的只是外部的形式。他举例说，在河西走廊地区，过去 娶亲一般用马，没有马就用驴，如果实在连驴也找不到，只得用骡子来接新娘，一定要在骡子的头上挂一个牌子，上写，“替马当差”。为什么呢？因为骡子不生育。到了后来，用自行车接新娘， 一般选用“永久”和“凤凰”牌的单车，绝对不能用“飞鸽”牌的，怕新娘飞了。

　　当然，这个故事他也讲过N次。

　　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见过柯先生，来京的同学或老师偶尔说过他的情况，他先从系主任的位置上卸 任，然后投资搞了一个项目，因为他是名中医的后代，而他的夫人又是化学系的教授。他们生产了一个“济公酒伴侣”的产品，据说某人半斤的酒量，吃了这个“酒伴侣”后，酒量会增加到一斤。真有意思，一想这不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现代版本么？只是这个相如有点老。 老柯果然厉害，下海也能号准“时代的脉搏”。现在公款吃喝盛行，“喝得老婆背靠背”到处都 是，这一产品应该市场行情看好。

    老讲师郭明义

  　郭老师教我们的《语言学概论》，胖嘟嘟如一弥勒佛，头发已经花白，年纪大概已过半百。可 是以如此之年龄，依然还是一个讲师，我们私下便为这个老讲师很是抱不平，象一些经常在课堂上 念错别字的年轻老师，早就是副教授了。《围城》里说教授是夫人，副教授是如夫人，可老郭熬了 这些年，还是个“丫鬟”，没名没份的，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们在底下分析过老郭是老讲师的原因。首先大学里评职称，不是看授课的欢迎程度，看你 的课时，而是主要看发表的论文。《语言学》这样生僻的专业，发表论文很不容易。再说老郭很有 名士风度，有名士风度的人一般都有些懒，还有些不爱媚上的坏毛病，自然就蹭蹬不前若许年了。

　　老郭讲课，总有一半时间拍着那个装了“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大肚皮，先指点江山，评说社会现 象，再转入正题。象《语言学概论》用的还是前苏联翻译过来的老教材，里面讲了许多发音的原 理，讲口腔的构造。与其说是中文系的课，不如说是生物系的课。这样的课自然味同嚼蜡。老郭知 道我们不爱听，也就不难为我们，──这点比刁老师明智多了。他常说自己在北大读书时的时光， 颇有点“兄弟当年在剑桥时”的味道。有一次说到自己的体态，说，我现在喝凉水都发胖，想当初 咱在北大时也是一表人材。老伴要我减肥，我说怕什么，进了火葬场胖子还好烧一些。

　　《语言学概论》虽然没意思，但郭老师有意思，而且上他的课没有压力，不用担心及不了格。听说他曾给88级上课时，期末考试更绝，出了20道判断题，每题2分，打“×”“√”即可， 每人的基准分是60分，也就是说，你交白卷也会及格，这样的老师何其伟哉！听说当年钱玄同在北大上课时，从来不出题目考学生，所有的学生都给及格。校方不干，说，钱先生你要是不出卷子考学生，你薪水中有一份考试费不能得，钱玄同当时就把那份钱退还给校方，就是不考学生。没想到经过70年的白云苍狗，老郭还能将老北大的遗风发扬光大。

　　在大四时，老郭开了一门《西方语言学史》的选修课，大伙连中国的语言学史都不感冒，自然对西方的更是没兴趣，但选修他这门课的还很多，我们宿舍4名中文系男生全部选了。无他哉， 学分好混也。到学期末最后一门课时，兰州正是大雪纷飞，我们自然窝在被窝里恳谈，全舍只有老武这个模范读书种子去了。回来后，我们问最后一节课老郭讲什么？老武呵呵一笑，说，只有2人 去上课，加上老郭就仨。老郭一看，就走下讲台，给我们两人一人一支烟，三人就围桌腾云驾雾地 纵谈国内外大事了！

　　我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过得不如意，但一想想老郭这位50岁的老讲师，想想他拍肚皮 的富态，自己这点小事算什么呢？在兰大那样的地方，能出有魏晋名士风度的老郭，真是个异数。 不知道后来老郭有没有评上副教授。

三台阁的灯和兰山的树

    每每我想起兰州的时候，脑海里闪回最多的景象就是三台阁上明明灭灭的灯
光，以及皋兰山上，一棵又一棵干渴得提醒你给她喂水喝的树苗。

    初到兰州，我并没有觉出这个城市别样的风韵，因为我那时还是个刚出山村
的农家孩子，对城市没有太多的感觉。记得大一时，我们几个同学相邀去雁滩公
园，看到那一湾水，几棵树，我大失所望，从满眼逼人翠色的南方来到西北的我，
真的不觉得几棵树有什么可以看的。

    可兰州这座城市就象大西北的姑娘一样，朴实的外表下面藏着一种狂野的、
远甚中原的浪漫，那份魅力、那种风骨，那些神韵，要相处日久，才能慢慢地品
出来。某一天，你突然像是醍醐灌顶，心中的那个“软驱”一下子就被某种景象
激活了，于是你没由得爱上了她。

    大概是大一下学期的一个初夏之夜，我从图书馆走出来，清风徐来，爽意满
怀。我走到中心喷泉那个永远说不出真正涵义的塑像前，静静得观看碎玉四溅，
突然一抬头，看到南面的皋兰山上，一串灯光闪亮，而浑黑如墨的皋兰山只能影
影绰绰辨出个轮廓，山与天幕融为一体，只有三台阁的灯光，显得那样遥不可及，
似乎那不是人世间的灯火，而是在银河霄汉，牛郎织女相见时点燃的灯火，给人
一种迷离的幻觉。

    如果说奔腾东去的黄河时兰州的母亲，那么皋兰山就是父亲了。兰州的天亮
得晚，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望见眼前的皋兰山依然身影模糊而高大，就象
自己不怒自威的父亲，总是守护在你的身边，看起来似乎又很遥远。你老想挑战
他的权威，而面对他时，却只有了敬畏。

    后来我履迹处处，见过大江大河穿城而过的城市不少，如哈尔滨、广州、武
汉、上海、长沙、南昌等等，但往往有河却无巍峨大山，背靠大山又无滔滔长河，
把山河结合得绝佳的城市只有兰州和重庆。而重庆是依山而建，山与城一体，身
处城中，还觉不出山的雄浑与力量，兰州则不然，两山夹峙，一水奔腾。城市在
山之间，水之畔，缓缓地伸展自己的身躯。有河的滋润，有山的护卫，难怪叫
“金城”，固若金汤之城。

    说来好笑，大一我才学会了骑车，买了一辆破车，星期天和同宿舍的哥们骑
车在大街上撒野。不过我们最愿意去的，就是骑过黄河铁桥，来到荒凉的北岸，
我总觉得北岸才是真正的西部城市。南岸是喧嚣繁华的，属于尘世的，是凡夫俗
子过日子的都市，北岸是宁静落寞的，属于宗教的，是给真主与上帝思考的城镇。
我们把车停在黄河滩上，然后看河滩上的老头雕塑般地坐着，或者去露天市场看
卖羊肉的回族汉子。回族汉子一个个都长得很帅，轮廓分明，睫毛突出。可长睫
毛的眼神，透出来的不是多情，而是一种似乎超离尘世的冷峻。……也许，真正
的回回，他们的心本不属于尘世，而是属于真主，所以许多白胡子的回族老人哪
怕穿一身粗布衣服，可浑身散发的是一种贵族气质，这种气质源于宗教。

    去兰山劳动是我们的节日。兰山上有我们兰大的林场，每学期一个班大概能
上两次林场，无非是给树苗松土，或者浇点水。劳动那天，大伙儿准备中午的干
粮，带着水，三五成群地往山上走，穿过一个铁道桥，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山脚下。
这活不累，劳动日反成了少男少女表露心思的节日。平时在上课哪种遮遮掩掩的
情感，好像一到山野，就释放了。所以劳动日过后，某些男女之间的情感总会更
深一层。

    大学毕业时，我们许多人同车到北京。兰州站上，汽笛一声，多少人心碎，
而我不敢看送别的同学，把目光投向兰山，看到那一片片树苗，那是见证过我们
青春岁月的兰山，那是见证过我们清纯恋情的小树苗。当时不由得浮出李煜两句
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看兰山，看兰山上的树，
看兰山的灯光。

    造物眷顾，毕业后我竟然去过八次兰州，超过我回老家的次数。可是每次回
去，觉得兰州已经不是我的兰州了，校园里的年轻男女，街道上匆匆的行人，和
我都是陌路，我只是来兰州的一个旅者。

    去年回兰州采访两山绿化，白天看兰山的树，东道主向我们介绍兰山绿化的
不易，一棵树活下来差不多和一个娃长大一样不容易。当他知道我是兰大毕业的，
就说那我就不用介绍了，兰山绿化多么艰难你肯定了解。晚上登三台阁看兰州灯
光，满城灯火通明，而身边三台阁的灯光，便显得有些暗淡了。……也许是因为
情绪的原因，记忆中三台阁灯光美丽明亮，那是因为这灯光曾照亮我的青春。

好脾气老武

    老武在3030室四位中文系兄弟里面排行老大。他在陇东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长
大。这哥们有两点可入列传，一是脾气好，二是学习成绩佳。

    老武常常一脸微笑，但这种微笑却被洪健那厮恶毒攻击为带有猥亵意味。洪
健叫老武时总要加一个后缀，连起来就是“老武bi”。老武并不恼，只是嘿嘿一
笑。他性子慢，有“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气度，几十天塌下来也会不紧不慢，该
怎么着还怎么着。他睡在我的上铺，每晚上床时，慢慢地爬上去，拉平床单，铺
平被子，有条不紊地忙了半天。我在下铺直嚷：“老武，不能不能快点？”他总
说：“快啦，快啦，别急。”

    于是，我和洪健编了一个关于老武的段子，说的是老武结婚，一对新人甫入
洞房，洞房里春光无限，新娘上了床，千般柔情、万般蜜意地瞅着他，说：夫君，
时间不早了，上床睡吧。老武答道：娘子，你先睡，我洗漱洗漱。

    于是洗脸半小时，刷牙半小时，洗脚半小时。洗漱完毕，还没有上床。

    新娘子说：你还在干吗？

    老武答道：我在脱外衣。10分钟后，新娘催促，答曰：我在脱毛衣。又10分
钟，新娘再次催促，答曰：我在脱衬衣。于是新娘着急地说：你能不能快点？答
曰：别急，别急，快啦。

    老武卸完武装，喜滋滋地往床上爬去，等着玉燕投怀，谁知道一上床就被新
娘一角踹下去：“叫你别急！”

    老武乐呵呵答曰：不急不急，快啦！

    若干年后老武结婚，新婚之夜的真实场景如何，我们就不便考证了。现在他
的儿子都四岁了。

    老武头发又黄又稀，和我们三位南蛮子黑油油头发大不一样。我们想起了张
承志“黑骏马”中强奸索非亚的黄毛希拉，便又叫他黄毛希拉，他仍然不恼，只
是说一句：你们这群流氓。后来我们知道老武的饮食习惯，才明白他头发发黄的
真正原因。老武家里很穷，小时候吃饱肚子就不错了，甭说吃鱼肉和蔬菜了，上
了大学，他都能就一块腐乳吃下两个馍，这样自然缺少钙和维生素，头发发黄就
不足为奇了。

    老武学习特别刻苦，当年他就以文科全省第三、地区第一的成绩考入兰大的。
每当晚自习时，我和几位大仙在宿舍里云山雾罩侃时，他肯定正端坐在阅览室或
教师里刻苦攻读；每当清晨我们三位还在温暖的被窝里睡成盘龙时，老武早就怀
揣我们三位预备好的请假条，肩负兄弟们的重托前去教师单刀赴会。当然，只有
老师主动点名时，他才把假条递上去。所以，老武最可爱的时候还是考试前几天，
他那详细的笔记简直成了我们三位出奇制胜的武林秘籍。

    老武帮助我度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其中包括语言关。我这等南蛮抉舌之人，
十八岁之前从未学过普通话，进大学后特别苦恼。好说话吧别人又听不懂，于是
决心改进乡音极浓的普通话。有一晚我在宿舍里一本正经地朗诵济慈的“致云雀”，
把“欢乐地飞翔”念成“方罗地飞强”。老武一听不对劲，忙帮我纠正。别的都
改过来了，可就是不会发“欢”的音。湘人逢“h ”都念成“f ”。老武便让我
对着镜子，念“h-u-an-huan ”，可我每每念成“h-u-an-fan”，最后一下就拐
了。好脾气的老武也不着急，一遍遍地教，差不多折腾一晚，我总算学会发“欢”
这个音了。

    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我普通话水平便一日千里，进步神速。

    人说慢性子的都很执著，老武的执著尤其表现在追女孩上面，其韧性使我自
叹弗如。

    老武有一高中女同学，姓李，在黄河北岸的西北师大念书，时常来我们宿舍
找老武，看得出她对老武有相当的好感。而每当李小姐走后，老武必沉思良久，
于是我们推断，老武必定单恋李小姐。在兄弟们的三堂会审下，老武终于承认了
这个事实。我说，你干吗不表白呢？可老武这个闷葫芦依然不见行动，只是一天
天消瘦下去，我们三位兄弟决定“拯老武于危难之中。”商量了半响，决定联名
给师大历史系的那位李小姐写封信。

    信是我执笔的，信中说：“听老武说，你对”诗经“很有造诣，特别喜欢那
首”王风。采葛“，他希望和你切磋这首诗。”当然这是我编的谎话，那位李小
姐喜欢“诗经”还是“离骚”，只有天知道。李小姐接到信，真的去查“诗经”，
一看“采葛”原文：“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才明白老武的一番
情思。

    但老武和李小姐的爱情经历很不顺利，但富有传奇色彩，此节后文再表。

    老武在大二时喜欢上一个南方女孩，这回他出动出击，给那位女孩写了首诗，
好像是写一个月夜，在月光如水的校园里，他对那个姑娘遥远的倾慕。老实说，
诗写得有些晦涩，有些学究气。我一向认为，诗，尤其是情诗，应该轻灵些，学
不成拜伦，学汪国真也行，切不可诘屈敖牙。在大学毕业那个学期，他又喜欢上
计算机系的一个回族妹妹，姓海。他大概想搞一个民族大团结，可那位海姑娘是
有男友的，何况回族女孩对汉族男孩的追求总是退避三舍的。我们毕业时，这段
公案尚未了结。

    老武毕业先是去了兰州市一家编辑部，那是一份很无聊的工作。毕业第一年
我们还时常通信，我问他和那位回族姑娘是否还有下文，他苦涩地说：我总是犯
同一个错误。

    毕业后第三年，他离开了兰州，去山东大学念古代文学硕士，主攻汉赋，好
像一直是专心学问的王老五。九七年的一日，以为同学忽然告诉我，老武结婚了，
新娘是那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李小姐。我当时就奇怪，他则怎么又回到
了起点？

    九八年秋天我出差去济南，见到了老武，他依然是那样，微笑着，说话还是
慢条斯理，头发似乎更稀疏了，大概是和相如、文君神交太久的缘故，我们俩漫
步在山大的校园里，他给我讲起和李小姐结合的经历。

    有一天，李小姐从深圳突然飞到济南，找到老武，明明确确对他说：咱们结
婚吧。老武就在这样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下结了婚。

    在济南我对他们夫妻说：“采葛”这首诗可以作为你们孩子的启蒙教材，两
人幸福地笑了。

    在这个古典爱情也已成为陈旧标本的年代，最不浪漫的老武却拥有最浪漫的
爱情，我很羡慕。

    回到北京后，我模仿汉赋体写了几句歪诗寄给老武：踱方步于山大，治绝学
于鲁齐。

    有名师解其惑兮，有娇妻解其衣。

    笑盈盈还如昨兮，发稀稀尤胜昔。

    屈子沉江，宋玉悲秋；贾生伤怀，王粲登楼。

    尘世淘尽，古今风流。

    嗟夫老武，何不令相如拉箱，文君下厨。

    君与妻同醉美酒。

    当然，我想班门弄斧是不入老武的法眼。九八年秋天，老武又一气呵成念秦
汉文学的博士。

    2001年春，我再一次去济南，在一起喝了顿酒，似乎我这样漂流江湖的职业
和他的共同点越来越少。他博士毕业后去了深圳。到那个商业味最浓的城市真是
他的所爱？还是为了圆他老婆的鹏城梦？我不得而知。

回到开头-----校园来了一群羊

    14年前的秋天，我们走进了兰州大学的校门。那是一个非常时期，给许多中
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心中留下终生伤疤。在那个时间进大学真不是时候。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就是这样安排的，就象历史安排傅斯年他们成为
“五四”的风云人物一样，历史安排我们89级大学生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分水岭
上的那批大学生。……激情彭湃的80年代大学生开始离开校园已经逝去，务实早
熟的90年代大学生还没长大。

    89年进校的大学生，就是那样迷茫、尴尬，风暴把激情卷走了，互联网时代
还没有来到，我们怯生生的，像一群羊走进了大学校门。

    尽管我们没有师兄和师弟们进校时那种“天高任鸟飞”的兴奋，但毕竟因为
年轻，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回忆还是有些暖色。

    对今年在“非典”时期的考生的焦灼，我们89年参加高考的人感同身受，因
为我们当年的心情和他们是何等的相似！

    那年4 月份，我正在南方一个小县城读高三，在14年前，在我们那儿，高考
竞争是十分残酷的，经过三年炼狱般的训练，我们已经成了一台台考试机器，在
我们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考上大学”。

    这时，北京一位伟人的逝世，引发了风暴。开时我们觉得北京的一切，离这
个山镇太遥远，那些事只属于报纸和电视，也就偶尔几个年轻的老师聚在一起，
议论议论而已。

    5 月份，形势紧张了，种种消息传到了小地方，一些我们中学考出去的大学
生，也从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回来了，来到中学想播撒“革命”的火种，当然，
“悠悠万事，高考为大”，他们被老师赶出去了。我们的心情极为复杂和矛盾，
在那个年代，一个18岁的男孩，能有超然物外的心态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后悔为
什么没有早上一年学，没有赶上这样千载难逢的时代。当时我和一位同学说，我
们真是不幸，就差这么一年。你知道1919年5 月4 日前的北大学生和这个日子以
后的北大学生差别多大吗？前者见证了历史，这一年的差别注定后者只会仰视前
者。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能否顺利参加高考。各种流言风起，什么今年可能大
学停招啦，什么要推迟到冬季进行了……十年寒窗，在此一举，谁也不愿意被耽
误。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6 月过去了，炎热的7 月来到了。套用鲁迅“纪
念刘和珍君”中的一句话：“街市依然太平，而高考如期进行”。只是填报志愿
受到了影响，老师说今年的招生数目锐减（全国招生总数比1988年减少了1/3 ，
文科减少了一半。应了老毛的那句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志
愿别填得太高。于是我的第一志愿便从原来打算的“北大”改成“兰大”。……
那年许多想填北大的考生临战变阵，北大从89年开始，要求军训一年，也吓跑了
许多人。

    8 月的一天，我正在稻田里收稻子，满身泥水，疲惫不堪。县城的亲戚特意
回来，找我找到田埂上，大声地告诉我：你考了全县第一，可惜你填报的志愿。
那一刻，幸福几乎把我击倒在水田里。

    到了9 月，通知书还没有下来，我想以我的分数，不应该没有录取。便搭了
一台拖拉机，“蹦蹦蹦”地晃到县城。通知书还在我们的中学里睡大觉。大学直
接被通知书寄到原来的中学，暑假里中学乱哄哄的，谁也顾不上。……后来我见
过好几条考生录取通知单被丢失的新闻，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收拾行装，匆匆北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生活县境，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
几次倒车，50多个小时的颠簸，却不觉得疲倦。心中有的是那种“少年立志出乡
关”的豪气。

    车于夜间过了长江，过了江汉平原。黎明我醒来时，一缕阳光从窗户直直的
射进来，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就是广袤的中原大地，在地理书、历
史书中念过无数遍的中原大地。我心潮彭湃，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见过哪怕是100
亩的平地。

    在郑州转车后，一直向西，过了西安，越来越荒凉。双目所及，全是浑黄浑
黄的土包子，没有一丝儿绿色。火车块进兰州时，好像在夏官营的地方，能看见
黄河。……这也是第一次看见黄河，这一段的黄河特别窄，似乎是在黄土地上刀
削斧劈出一条深沟，让一杯黄流向东泻去。

    到了兰州，我已经迟到了三天，火车站没有了接站的人。我这个乡下孩子又
怕坐错车，当时也没有打出租车的概念，硬是背着大包，一路问到兰大。

    看见那个破校门，心里有些失望。这就是有名的高等学府？就这样？校园里
也没有我想像的热闹，也许是因为风暴刚过，见到的老师、学生没有多少有笑容
的，每个人几乎都绷着张脸。

    校园里又是一路问，知道89级的男生住7 号楼。7 号楼又如何走呢？在大礼
堂旁边的羽毛球场，我向一位正在拿着一把铁锨飞舞的老先生询问。……他也许
把铁锨当成鲁志深的禅杖。只不过不是光头而是留着花白的长发。后来这位老先
生我总在校园里见到他双手撒把骑车，或者舞铁锨。听说他是美术教研室的一位
退休老师，有些疯疯癫癫，但我想那大概是阮籍式的疯狂吧。

    摸到了7 号楼303 ，问里面的兄弟，这是中文系的宿舍吗？还有空床位吗？
一位笑嘻嘻、头发黄黄的哥们说，还有一个人，老师说是一位湖南同学的床位，
全班就他没报到了。

    我大叫一句：我来了。都顾不上和他们自我介绍，找到自己的铺位，爬上去
就呼呼地大睡一觉。迷迷糊糊，也不知作了些什么梦，但肯定是我在皋兰山做得
第一个梦。

    宿舍里住了7 位兄弟。4 位中文系的，3 位法律系的。老武，就是那位头发
发黄的哥们，甘肃宁县的，全地区的状元；一位是湖北来的洪健，一位是江苏南
通的海泉，加上我，都是农村娃。法律系的三位一位来自江苏、一位来自宝鸡、
一位来自天水，都是城市长大的孩子。……专业、经历、生活环境对比鲜明。

    报道后，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入校教育。那一年的入校教育真是严格呀。没
有什么欢迎晚会，学长们和老乡们也很少来串门。老师让我们看“平暴”录像，
谈体会、挖思想。你想，我们和那场风暴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斗私批修抓得比谁
都紧。真叫冤。

    原以为进校门后，迎接我们的是绚丽多彩的大学生活，可一进来就是这么个
“下马威。”

    后来88级和90、91级的人都瞧不起我们89，认为我们太肉，对什么体育比赛、
集体活动或文学社之类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本届学生也少有让人瞩目的“狂生”，
一个个循规蹈矩的。

    毕业后碰见其他学校89级的，一聊敢情都差不多。好像洞房之夜，首次敦伦
男的就不举，阳痿的阴影恐怕要伴随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89级的，就是一群老老实实的羊羔。兰大在学潮中表现是很“突出”的，
难怪学校对我们新生很是关照。1988年年底，兰大就暴出“野狼嚎”事件，我曾
在官方编的一本书里看到，这次“野狼嚎”事件被上方视为89事件在全国各地的
“预演”之一，可见影响巨大。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好像是一位哲学系的学生在
食堂西墙布告栏上贴了一篇文章，讲现在的学校里面的学生是一群温顺的羊，我
们不要做羊，要做西北的狼。

    此贴一出，应者云集，一群女生回应的大字报是：“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
最后究竟闹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愿当时的亲历者能有详细的回忆。

    我们的“羊群”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去年我接到一位同学的信，这位同学在信中说，她常梦见兰州，梦见兰大，
梦见我们去皋兰山植树，越过铁道，往山上爬，可就是永远不到顶；梦见校园丁
香花影下，裙裾飘飞；梦见天还没有大亮，两边还是低矮平房的张掖路、武威路
上，勤快的回民打开饭店大门，掀开了厚厚的棉帘子；梦见许多戴着白色号帽的
兄弟蹲在马路牙子上，一脸肃穆地吃着牛肉面。

    她说她对兰州的记忆，总是有些迷幻，天灰黄，水湍急，花朦胧。好像是马
尔克斯笔下的拉美城市。

    这位同学已经为人母了，我笑她的梦还是少女的梦，包括她给我联系，不愿
意打电话，也不愿意发e-mail，分明还想把心留在十几年前的青春季节。

    时光流逝，岁月已老，永远不老的，也许只有回忆了。